16世纪以降，人类文明的交往方式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发生了根本变化，文明交流互鉴型逐渐被文明冲突型取代。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所构建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不仅为西方侵略史做了辩护，也为人类文明未来史预设了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包含了全面的动力论和目的论体系，不仅解构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还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是立足于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华文明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的基本态度。
16世纪前，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并形成了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有机结构。公元前2世纪，中国经今天的中亚地区开拓了丝绸之路，从而在中国乃至西方语言中同时产生了包含着“天下”意味的概念和视野。公元7世纪，隋唐气势恢宏，在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中，造纸术、蚕丝术等文明的伟大成就经阿拉伯地区传入地中海世界，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整个地中海文明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态，对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便利条件，产生了深远的作用。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唐代长安的国际大都会，再到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无不见证了中华文明在吸纳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不断将自己的文明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不仅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人类文明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明共同体。
16世纪，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结构被西方文明打破，人类文明发展也被迫偏离了交流互鉴的轨道。随着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登陆美洲大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这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端，更是西方披着文明的外衣进行野蛮扩张的历史事实。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与形成，西方内部的局域冲突被逐渐放大并投射到全球舞台上，非洲大陆遭受了资源掠夺和奴隶贸易的深重灾难，拉丁美洲则长期处于西方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干预之下，中华民族同样没能逃脱西方侵略的魔爪。
西方文明改变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方式和目的：文明交流变为文明隔阂，文明互鉴变为文明冲突，文明共存变为文明优越。非西方文明不再是平等的交流伙伴，而是被视为有待征服和掠夺的“他者”。西方通过武力征服、经济剥削和文化消灭等残酷手段，试图摧毁或重塑当地文明的有机结构，将非西方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的确被“终结”了，由一个多姿多彩的文明共同体向着西方主导下单一的“普世文明”的笼罩中走去。
人类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
16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不仅是西方文明主导下文明冲突的历史，也是西方世界不断建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破除了神秘主义与中世纪神学的权威，为西方文明的侵略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成为西方文明的“专属”话语，并使西方占领了文明的道德“高地”；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于社会领域，为西方文明的侵略与扩张做了“科学”辩护。20世纪末，福山和亨廷顿分别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为当下以及未来的文明冲突必然性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历史终结论”认为，“所有人类社会，无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遗产为何，都日趋同质化”，西方文明已经先人一步到达了历史终结处，人类文明也会逐渐向西方文明演化。“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间的差异构成了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并可能会加剧国家间的冲突。“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这与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霸蛮行径的底层逻辑如出一辙，即文明之间不会在交流借鉴的基础上成就对方，只能在文明冲突的基础上以权力（武力、资本和科技）征服对方。为了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西方进一步坚定了对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认同，激发了打赢文明战争的决心，认为只有赢得文明之间的战争，历史才能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走向终结。如果说福山勾勒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亨廷顿则阐述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文明的冲突，西方正是想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实现“历史终结”的愿景，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西方文明侵略史做了辩护，也为人类文明未来史预设了道路。
难道不能跳出西方的理论窠臼，只能在文明冲突的模式下发展吗？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冲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与模式的抉择。如何妥善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中西文明的命运走向，更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解题的关键在于破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大地，在中华文明悠久实践的积淀上孕育出新型的文明交流互鉴观，解构了“文明冲突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这一论述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这至少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不同文明之间为何需要交流互鉴？第二，不同文明之间何以能够交流互鉴？第三，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展开交流互鉴？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三大核心理念：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得益于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才迫切需要交流互鉴；基于文明的平等性，文明互动不应是先进对落后的征服；凭借文明的包容性，各种文明才能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交流中实现发展。这三点回答了文明之间为何需要交流互鉴以及为何能够交流互鉴的问题。
此外，中国在具体实践中也不断探索并解答不同文明之间如何进行交流互鉴的问题。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贯穿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过程。过去，古老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并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我们继往开来，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合作发展模式。共建“一带一路”所强调的“五通”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最关键、最基础的在于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的深厚基础就在于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一发展模式，为各国文明在现实世界中和合共生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图景
道路决定命运，文明的命运同样由其发展路径所决定。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那么，这一道路将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何方？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处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了新的答案。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是构建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理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明确指出，人类是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这一共同体不是所有制形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而是其前提”。也就是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类社会是通过联合的劳动与平等的交流去维护“共同体”生存从而实现不断发展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共同体的发展历程被迫中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处在异化的状态，人类不再是“我为人人”而变为“人人为我”，因而马克思将之称为“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阶级之间的对立、文明之间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因此，只有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共同体，才能彻底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轨迹，而这个共同体是自由的联合体，劳动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思考的时代命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为思考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日用而不觉的，我们很少思考人类社会为什么要存在于一个多文明共存的世界，这对我们来说是常识而不是问题，因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正是这一共同体的真实写照，共同体的理念已经深入我们的基因和血脉。
然而，立足世界，放眼全球，我们发现人类文明仍有内在冲突与割裂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未来的解释权被西方牢牢掌控，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照西方的“文明冲突”实现“历史终结”。对此，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如果采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来改造世界，西方文明将会陷入自我束缚的困境，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所谓“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道理就在于此。
为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并概括了其主要内容：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图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还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人类文明的最大共识，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思想指引。
（作者分别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谷韶阳）
